《谏逐客书》：转危为安，历史意义重大
荀子在楚国，只当了兰陵小官，他的“礼”“法”思想没有得到实施，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，还有武将蒙恬，身处秦统一前后，具有天然后发优势，把他的理想发扬光大，付诸实践。韩非把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政治、军事、历史复杂的、丰富的、分散的、无序的成败得失经验，进行系统化的概括，按荀子的性恶论，凝聚到政治上的法治思想。韩非感到韩日益严重的危机，几次上书韩王，不能用，乃作《孤愤》《五蠹》《内储》《外储》《说林》《说难》十余万言，秦王看了《孤愤》《五蠹》等作说：“嗟乎！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但是，历史没有给韩非施展才能的机会，但给了李斯将法治思想付诸实践的权力，对内剥夺宗族特权，对外武力兼并。不过，他的实践，也曾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机，差一点被秦始皇驱逐出境，几乎和韩非一样要留下终身遗憾了。在那狂澜既倒之时，他拼死一搏，在被逐途中，写了一篇震古铄今的文章，挽救了危机，他的法制主张乃得以付诸实践，辅佐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血腥混战，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上留下功勋。
《谏逐客书》见于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，标题是后人所加，《昭明文选》题作《上书秦始皇》，将之归入“书”这种文体。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云：“战国以前，君臣同书。”臣下上书，和一般的书面交往一样称“书”。“秦、汉立仪，始有表、奏。”给帝王的书，分化为“章、表、奏、议”，一般依旧称书。书与奏议遂此分家。《谏逐客书》作于秦完全统一前，故被归入“书”。
李斯之文横跨秦汉，其前期之文，以《谏逐客书》为代表，论者以为富先秦游说论辩之风。后期则以石刻文为代表，歌功颂德，雍容大度，文简气浑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封禅》中说：“秦皇铭岱，文自李斯，法家辞气，体乏弘润，然疏而能壮，亦彼时之绝采也。”虽然文辞不够丰沛（弘润），但是，仍然有大一统帝国恢宏的时代风格。如泰山刻石文：“初并天下，罔不宾服。”“大义休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勿革。”“化及无穷，遵奉遗诏，永承重戒。”所谓“罔不宾服”“化及无穷”“永承重戒”都是绝对化的，永恒不变的。一系列的论断都是毫无例外的，无须论辩的，而《谏逐客书》则是每一个论点都要反复论证、辩驳的。
《文心雕龙》以为“书”的功能在“尽言”，所谓“条畅以任气，优柔以释怀”，就是对朋友，对论敌，对君主，都要条理分明，理据充足，力求气壮势强。与李斯《谏逐客书》相近的如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，均以丰富的事实进行论证，语多排比。李斯的排比更加系统化。论者将其定位于上接战国纵横家之辩驳之风，下开“汉赋之先声”，此说不尽准确。严格说来，汉赋之先声乃始于《荀子》，在《荀子》中，有专门的“赋”篇，其文多重排比。李斯略减其过度铺张，其逻辑关系更加紧密，论辩色彩更浓。
从议论方法来说，《谏逐客书》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散文论述和铺陈这两个方面的成就的总结。
事出于韩国畏秦国之威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曰：“韩闻秦之好兴事，欲罢之，毋令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，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，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，欲以溉田。”据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，当时，秦穆公已经灭了梁国，惠文王灭了楚。战争非常残酷血腥。惠文王十五年击楚，斩首三万；二十二年白起击伊阙，斩首二十四万；三十五年击赵，斩首三万；四十二年白起击魏华阳君，斩首十五万；白起破赵于长平，杀卒（活埋）四十五万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韩国才感到恐怖，让郑国去转移秦国的战略方向，但是用心被识破，秦宗室大臣趁机进言驱逐一切外籍客卿。李斯也在被逐之列，于是上书，终使秦王取消逐客之令，恢复其官职。郑国于面临极刑之际，陈说水利之功在富国，秦王乃使之继续领导修渠，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。
《谏逐客书》虽有游说之士的巧辩之风，但是，与“说”有很大的不同，刘勰所谓“喻巧而理至”，以比喻为主，“飞文敏以济辞”，就是花言巧语。其实说得轻易，实际上问题不简单，晏子使楚，将楚这样的大国喻为狗国，居然取得成功，唐雎代表安陵这样一个小地方与秦王谈判，凭着几个现场刺客的故事，拿出“布衣之怒”比喻，做出血拼的样子，居然就把秦王吓蒙了，“长跪而谢”。好像秦王的卫士都是木头，秦王不可能当场道歉，事后追杀。这种过度夸张现场口头机智作为故事传说，作为早期小说家言则可，但是视为政治成败、自身安危之关键，则形同儿戏。故钱锺书先生引方中通《陪集》卷二《博论》下曰：
《左》《国》所载，文过其实者强半。即如苏、张之游说，范、蔡之共谈，何当时一出诸口，即成文章？而谁为记忆其字句，若此其纤悉不遗也？
这就是说，当时口头对话并非实录，而是后人转成书面时，根据想象加工，将复杂的政治军事成败归结于口才。这一点在《战国策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。本来刘向编定《战国策》有多种书名，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长书》，或曰《修书》。刘向整合之，序曰：诸书皆为“战国时游士，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”。诸书颇多相互矛盾、错乱杂陈之处，刘向出于己意，斟酌取舍，增补隙漏，将之统一。不少部分为刘向之想象，但是，其中有从《左传》到《史记》之间数百年之难得之史料，乃被当成历史实录。
游说之士现场对答，当场并无记录，书者即在场亦不可能“记忆其字句”“纤悉不遗”，何况数百年辗转传抄，历史遂与传说交织，案牍纷纭，文士多慕游说之显贵，各师其心，遂将经国济世之成败，归因于现场游说。
这就透露出传播学上现场对话和书面交流的转换。
对话为现场／现时直接交流，书面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间接交流。其时书写维艰，简化保存者多为耸人听闻之巧喻，以直接线性因果构成戏剧性情节，易为美谈传说。然就历史而言，或然性，甚至无稽之谈甚多。岂不知以孔子之圣，周游列国而不得用，以孟子之贤，蓄浩然之气，不能动王侯，区区晏子、唐雎，何可比也！墨子败公输，非但以其言，且有弟子早为军备，《左传》烛之武退秦师，郑国临秦晋两大强国兵困之危，说秦退军，结盟，置晋于不顾于先，举晋之背信弃义之历史于后，战略分化敌方，化一敌为友，另一敌乃不攻自退，绝非一次现场巧喻之效。
然游说之士之现场即兴，随机应对，难能宿构，故少丰赡铺陈，乃口头传播之局限。
而《谏逐客书》，开宗明义为“书”，则非现场直接对答，全系宿构为文，字斟句酌，故其神思飞越，雄视古今，纵论八方，文采灿然，排比斐然，意气昂然。是时，李斯乃楚国上蔡人，在被逐之列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引《谏逐客书》后书曰：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，复李斯官。”裴骃《集解》案：“《新序》曰：‘斯在逐中，道上上谏书，达始皇，始皇使人逐至骊邑，得还。’”由是知李斯为此书，正处危难之中，观其首句：
臣闻吏议逐客，窃以为过矣。
字面上是开门见山，锋芒毕露，直接反对秦王已颁之令，但是，言词藏锋，明明是逐客之令已颁，身在被遂途中，却说是“吏议逐客”，决策尚在可议之中。直言其为“过矣”，这个“过”字很尖锐，是过错，而不是过分的意思。但是，有“过”的是臣下，明明是公开反对了，却自贬为“窃”，这当然是官话、套话，但其原意是偷偷地，也就是私下以为，降低了直接反对的强度。
李斯为书之际，危难迫在眉睫，欲使王者收回成命，复其官职。未取游说之士巧喻曲意，一来，仓促之间，形格势禁，一味兜圈子，贻误时机；二来，引喻婉曲，可能失意。其时，若用韩非之寓言故事，取庄子天马行空神话，亦可能喧宾夺主。故不能不直言，然而，一味直言可能招祸，故开头一语，字面上的锋芒指向臣下，实质是指向秦王，可谓刚柔相济。
转入正题，难点在于逐客卿有理由，反对逐客卿亦有理由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没有共同的语言，有如聋子的对话，不能解危济急于万一。要说服其收回成命，必须找到双方都认可的理由，作为大前提。李斯的智慧在于不从抽象的道理出发，而是从事实出发，而这种事实是权威的，不但秦王认可，而且秦国贵族也无法反对。
昔缪公求士，西取由余于戎，东得百里奚于宛，迎蹇叔于宋，来丕豹、公孙支于晋。此五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缪公用之，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。
这五个例子很有力度：第一，是秦国的历史，不可辩驳；第二，是先王缪公的功业，有神圣性；第三，字面上是系统的，不是孤证。结论是：用了五个“不产于秦”的外邦人，却能“并国二十，遂霸西戎”，使本来僻居一隅的，连诸侯都称不上的秦国，拓展了疆域，称霸西部中国。就一般文章而言，实证已经可以说是很充分了，对方已无反驳余地。但是，李斯所处的形势，不能以这样的论证为满足，他的目的是要秦始皇收回成命，因而论据必须超量饱和。
接下来，举孝公用卫国人商鞅变法，不但使国强民富，而且军事上战胜魏国，开疆拓土。又举秦惠文王用魏人张仪连横之计，打破了六国合纵之统一战线，三川、巴、蜀、上郡、汉中、九夷、鄢、郢、成皋之险，膏腴之地，尽入囊中。秦昭王用魏人范雎，废除了权贵，强化了王权，杜绝了贵族的不法特权，最后“蚕食诸侯，使秦成帝业”。
这样的论据，不但在质上无可辩驳，而且在量上可谓双料的饱和。
从文章来说，这样的论证颇具雄辩性：第一，所据乃以上所举之史实，没有任何游说之士所擅长的巧喻，而是像韩非一样回顾历史，系统概括秦国从落后的小国，走向统一天下的前景，皆为用客卿之功。第二，结论不仅从正面总结，而且从反面陈述，如果以拒客卿而不用，则国不克富强，疆无统一之望。
现场巧喻，即时之机智，好处在瞬间的冲击性，事后往往经不起反复推敲。而用史实，则超越现场亦不可辩驳。从形式上说，如此纷繁的例证，用排比对仗，句法结构相同，或犯重复之大忌。但是：
西并巴、蜀，北收上郡，南取汉中，包九夷，制鄢、郢，东据成皋之险，割膏腴之壤，遂散六国之从。
连得八捷，八句排比，皆为动宾结构，所取之地（宾语）各异，如所用之语（动词）同，则陷于单调。难得的是，李斯于此命系一发之际，居然词采纷纭，八句同构而动词各异。一则曰“并”，二则曰“收”，三则曰“取”，四则曰“包”，五则曰“制”，六则曰“据”，七则曰“割”，八则曰“散”。词异而意同，情势如此急迫，运思若此游刃有余，可窥其才之一斑。
至此论证已经相当饱和，似无以为继。但是，李斯为文之目的并非泛论客卿之功，而是要让秦始皇改变已经颁布的法令。故不能满足于在论据上作超量的倾泻。因为以上论据皆先王之功业，晓理似足，不可动摇，但是，从时间上说，有点距离，穆公生活在前七世纪，始皇在前三世纪，距离约四百年，孝公在前四世纪，距离也有约一百年，都太遥远。对于初登大位之秦王嬴政而言，欲其收回成命尚须动其情，缩短其感知距离。不但让他理解，而且让他感觉得到，看得见，摸得着。
今陛下致昆山之玉，有随、和之宝，垂明月之珠，服太阿之剑，乘纤离之马，建翠凤之旗，树灵鼍之鼓。
文章的好处仍然是意同而词异，“致”“有”“垂”“服”“乘”“建”“树”，毫无重复。更突出者乃是名词，享受之物皆是最高级的，“玉”是昆山之玉，宝是“随和”之宝，珠是“明月之珠”。至于秦王的排场，所佩之剑，所乘之马，所建之旗，所树之鼓，都是举世无双的。把秦始皇置于这样空前盛大的仪仗中心，所有这一切都是秦王身体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。从现实来说，这些宝贵的物品，也许是分散的，并非聚焦于一时、一身的，但是虚拟化地集中起来，却能让秦始皇的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。关键是，所有这一切回归到主题上来，都不是秦国所产，却是始皇所乐于享受的。
文章的难度在于，这么长的系列排比，似乎无以为继，再这样排比下去，难免有单调、冗长之感。李斯当然还要排比，但是，换了一种句式。前述皆肯定句式，接下来则是假定的句式，“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”，则得出一系列否定的后果。这些后果的特点，也是秦始皇切身可以感受得到的。后果之一是：
夜光之璧不饰朝廷，犀象之器不为玩好，郑、卫之女不充后宫，而骏良!"不实外厩，江南金锡不为用，西蜀丹青不为采。
这一组排比已经够丰富的了，但李斯意犹未尽，又引出第二种后果：
宛珠之簪、傅玑之珥、阿缟之衣、锦绣之饰不进于前，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。
这一组排比与前一组排比，在结构上构成对称，形成双重排比，使得每一句不但在本系列中，而且与前系列构成有机性，每一组之增减，必然影响后一组之完整。从意义上看，这两组皆负面的后果，又反衬此前的正面效果，从意义到结构多重的内在联系，每一句都因其与之对称的句子显得不可变动，造成在思想上不可动摇的张力。
多重的排比对称强化了对“必出于秦然后可”的批驳，但是，论述到此还停留在物上，李斯的任务是把论点推进到主题上来，从物过渡到人，然又不能径情直遂，要有婉转的过渡，李斯用了音乐，虽然在结构上仍然是排比对称，但是，在意义上则进了一层，“真秦之声”遭到抛弃，代之以“异国之乐”，“若是者何也？”回答很简单，“快意当前，适观而已矣！”就是耳朵感到好听，眼睛感到好看而已。这很感性，不用讲什么道理。其实用意对双方都是不言而喻、毋庸置疑的。这个结论，比之前的论点，更进了一步，更尖锐。前面是说，用外邦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，这里提出，本国音乐不如外邦音乐，就自然淘汰。这已经是常识，往用人上联系达到毋庸置疑、不言而喻的效果。一般说来，正面推演，就是类比，亦应如此，但是，李斯这时用这个前提进行反推：
今取人则不然，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，非秦者去，为客者逐。
文章做到这里，就不再曲曲折折，吞吞吐吐，而是图穷而匕首现，反推上一个新层次，用人不但不如物，而且不讲理。这是反驳术中的导谬法，以显而见的荒谬来证伪之后，再进一步证伪：
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、乐、珠玉，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。
反驳到了极点上，顺理成章应该是用人重于用物，这是一般的道理。但是，在李斯的思路中，这还不够，这不是一般的辩论，而是上书批评始皇。但是，直接批评的是逐客政策：“不问可否，不论曲直。”这话说得很有情感力度，但是，绵里藏针，不是从负面批评，而从正面提出：
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也。
“跨海内、制诸侯”的大志，当然是属于层次很高的人，如果不改变政策，你当然不是这个档次的人。应不应该改变逐客政策呢？不言而喻。最后，李斯则把荀子格言式的类比拿出来，类比一：
是以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。
类比二：
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
文势积蓄至此，可谓理直气壮了，该下结论了，但是，李斯不想让结论太简单，而是分成几个层次。先是正面：
王者不却众庶，故能明其德。是以地无四方，民无异国，四时充美，鬼神降福，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
再是反面：
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，却宾客以业诸侯，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，裹足不入秦，此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者也。
最后把正反两面结合起来：
夫物不产于秦，可宝者多；士不产于秦，而愿忠者众。今逐客以资敌国，损民以益仇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，求国无危，不可得也。
结论取正反合三段式，面面俱到，话说得很绝，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，但是，又很有分寸，始终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愿望，却使秦始皇改变了已经颁布的决策，恢复了李斯的官职。
文章不但比先秦游说之士的喻巧理至要理性，而且比孟子、墨子更为雄辩，其排比句法、对称的章法比荀子简明。故视之为先秦诸子散文成就的总结可能是不为过的。从思想上来说，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实践为李斯不拘邦国唯才是用的思想，做了充分的证明。
此文对李斯的命运来说，可谓挽狂澜于既倒，李斯复职，官至相国，为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制定制度，作出了贡献。即使秦灭于汉，然汉承秦制，李斯功绩也垂于青史。可惜的是，后始皇遽亡，李斯与赵高，阴谋矫诏，令太子扶苏自尽，拥秦二世，后又为赵高所谗，于狱中欲上书，无由可达，含冤而死，当年他辞别荀子时，看准秦王有一统天下称帝之势，正是建功立业之机，当此之时，“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，此禽鹿视肉，人面而能强行者耳。故诟莫大于卑贱，而悲莫甚于穷困”。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、文学家，因才而显，因才而亡。后世读此文者，莫不感慨系之。
